yushengyan 2017-11-22 09:27 发布 | 561个查看 / 0个回复

初信学园加尔文对文化使命的诠释

加尔文对文化使命的诠释

作者:陈宗清



加尔文对基督教和文化课题的影响无与伦比。他相信,神的启示是透过祂所造的自然界、具有祂形像的人、以及历史的轨迹表明出来。信徒与世上所有的人共同领受了文化的召唤,要治理、耕耘、并看顾神所赐予他们的大地。因此,属神的百姓和一般世人有接触点,即文化使命。然而,信徒必须从圣经去理解神在创造中的启示,及自己应有的角色。加尔文的名著《基督教要义》(Institute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)卷一的五、六、十四章中,清晰阐述了这些观点。


既然加尔文强调人的彻底堕落,他的神学是否会贬抑人的天然能力?其实不然。加尔文绝不至于从消极面来看神的创造,更不会低估透过基督与神恢复沟通的可能性。虽然人类极其堕落,但世界还能存留;而且透过基督的救赎,世界与人类都能够恢复一新;由此可知,所有的荣耀只能归给神。


论到受造世界,加尔文写道:「神的作为公开展现在这最美丽的剧院内,我们大可存着敬虔的心欢然欣赏,不必感到扭捏。」(《要义》I. 14.20)他主张,这世上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神所赐的礼物,人类可以尽情享受。而我们应该持守的原则为:要善用神的礼物,不可误用;要符合造物主赋予该物为我们所用的目的,因为祂是要让我们获益,而非遭损。只要认真看待神造物的目的,我们的所行所为必然稳妥。


譬如,倘若我们思想,神为什么造食物?就会发现,神的供应不仅可以填饱肚子,还让人吃得畅快、开心。所以,倘若只容人糊口,这样来运用受造之物是不符合人性的,这种哲学应该丢弃,因为它剥削了我们合法享用神美善供应的权利,而且它必定行不通──除非先除掉人的本能(《要义》III. 10.2.3)。


对加尔文而言,「无政吅府」和「绝对的君王制」两者都不对。至于政吅府的存在,最正确的目的是要「推崇并保护对神的公开敬拜,捍卫合乎真道的纯正教义与教会立场,调整人们的生活以符合社会的要求,塑造人们的行为以符合公民的正义,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睦,维系大众的和平与安宁。」基督徒必须配合政吅府的措施,这是他们的责任。(《要义》IV. 20.2)


根据加尔文的主张,基督徒不但应当积极投入社会建设,也应当从事政治活动。两百年后,这样的理想在荷兰得到最热烈的回应。诗人兼教会领袖毕德迪克(William Bilderdijk, 1756-1831)推动了属灵复兴,效果甚佳;紧接着,政治家兼历史家普林斯特乐(Guillaume Groen van Prinsterer, 1801-1876)和曾任首相的凯柏(Abraham Kuyper, 1837-1920),努力将加尔文的原则付诸实现。


华人教会对凯柏较为熟悉。他于1880年在阿姆斯特丹创办了「自吅由大学」,在首相任内(1901-05)又把基督信仰的理念运用到文化各个领域,声名卓着。1⑧98吅年,他应沃菲勒(B. B. Warfield)之邀,到普林斯顿神学院主持「盘石讲座」,阐释加尔文主义,对美国教会产生相当的影响。范提尔(Cornelius Van Til, 1⑧95-1987)受到凯柏的启发,建构了「前设主义(presuppositionalism)」理论;这神学自二十世纪中期便开始主导费城西敏寺神学院的护教路线,直到如今。


加尔文主义与华人教会


限于篇幅,笔者无法详尽分析加尔文主义与华人教会的关系。即使只谈文化课题,情况也颇为复杂。受加尔文主义影响的西方宗派,自然把这神学体吅系带入了华人教会。除了完全附合加尔文立场的长老会、改革宗之外,还有如浸信会的加尔文主义者、卫理公会加尔文主义者等其他教派。


以港、台的中国神学研究院和中华福音神学院为例,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吅开始,不少教授陆续自西方学成,回来执教,其中不少毕业于以加尔文主义为骨干的神学院,他们自然会以其思想为教学规范。这三十多年来,在港、台、北美的华人教会中盛行的一些主张,如:圣约神学、「无千禧年」的末世论、文化使命、神的绝对主吅权和预定论、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等,或多或少均与加尔文主义有关。


神州大陆在四九年政吅权转变后,传统家庭教会的神学思想大多受到倪柝声带领的聚会处影响,注重内在生命的进深,强调灵魂体的三元人论、时代主义的解经、前千禧年的末世观,对文化和社会的关怀采取较被动消极的立场;这种路线偏向西方的基要派。改革开放以后的这二、三十年,由于各种不同背景的传道人进入培训,家庭教会的神学愈来愈复杂。


北京中国社科院的于建嵘教授,专门研究法学与农村社会问题,去年12月11日在北大发表有关家庭教会的演讲,指出:「就神学立场而言,中国家庭教会基本上是基要派基础上的福音派。现在有两种神学思吅潮影响家庭教会的神学立场,就是改革宗运动和灵恩派运动,从而使中国教会的未来趋势基本上划分为三派:福音派、改革宗和灵恩派。」由于于教授对神学的了解有限,他的分析存着问题和语病。因为改革宗其实是福音派的一支,而改革宗与灵恩派并不一定是对立的阵营,美国有不少改革宗的灵恩派教会,甚至有一个组织名叫「灵恩派改革宗教会联会(Association of Charismatic Reformed Churches)」。


其实,福音派是一个较宽泛的称谓,强调在基督教阵营中信仰较保守且坚信圣经权威的立场,而灵恩派基本上是强调相信一些超然的圣灵恩赐。美国各大宗派中都有接受灵恩的会众,当然也有传统上极注重灵恩的宗派,如神召会、四方教会等。但是改革宗却不是这样,它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宗派,且有一套以加尔文的思想为圭臬、系统严密、立论清晰的神学。


基督信仰与文化的关系


尼布尔.李察(Richard Niebuhr)在《基督与文化》一书中,把加尔文与奥古斯丁并列,指出:「加尔文很像奥古斯丁,他的思想与实践也充满了改造派的见解。加尔文比路德更殷切期待福音能普及现世与人生。他对世人天职的观念更充满动力,认为人可以在其中展现对神的信与爱,也能荣耀祂。」


对基督与文化的看法,尼布尔认为,在教会历史中尚有另外四种,也有某些道理。第一,基督反乎文化:如果把文化视为与圣经真理敌对的观念和系统,当基督徒就是要反对文化。第二,基督属乎文化:道成肉吅身的耶稣在世时的语言、服装、行为模式等,都受制于文化。第三,基督超乎文化:基督的神性当然是超越文化的,祂所宣讲的信息也超越文化。第四,基督与文化相反相成:这种看法尝试把基督与文化复杂的关系作较完整的呈现,一方面承认基督与文化对立的因素,一方面又承认,基督的工作某种程度是要藉用文化才能成就。同时,文化也必须仗赖基督的启示才可获得提升。


基督信仰与文化的关系本来就十分微妙,有时显得纠缠不清,界线难以区分。「文化」是人发挥神所赐的禀赋而创造出来的「成品」,但由于罪的因素,文化整体的呈现常与圣经的真理背道而驰。宣教士把福音传来中国,必然带着西方文化的包装,因此,生活在传统华夏文化框架里的中国人,要去了解基督信仰,不免面对层层的文化障碍。


1974年洛桑会议之后,宣教学者愈来愈明白「基督信仰与文化」这议题的重要性。三十多年来,探讨的书有增无减。福音派具指标性的杂志《今日基督教》,近年来优等书奖都列入「基督教与文化」类。这个课题必然一直热络,不会过时。


美国基督教的重建主义


十七世纪殖民时代,麻州湾地区的领袖曾想把美国建立成基督教的国度。1973年,路希杜尼(R. J. Rushdoony)出版了《圣经法律要义》,鼓励在美国建立一个以圣经真理为蓝图的国家,「基督教重建主义」(Christian Reconstructionism)运动由此逐渐成形。路氏同时积极倡导「在家教学」(homeschooling)。


过去三十年,诺特(Gary North)、哈曼逊(Howard Ahmanson Jr.)、巴森(Greg Bahnsen)、基乐顿(DАVid Chilton)、笛马(Gary DeMar)等人,是「重建」运动较著名的领袖。巴森与基乐顿在九十年代过世,其余几位至今仍然相当活跃,鼓吹上述理想,透过各种管道力图改变美国现状。2005年,哈曼逊夫妇被《时代》杂志选为25位最有影响力的福音派人士之一。这些人清一色都是急进的加尔文主义者,服膺范提尔「前设主义」的护教学,并主张后千禧年派的末世论。


路希杜尼相当极端,甚至主张用旧约律法的标准来对付触犯十诫的人,包括要处死同性恋者。哈曼逊比较缓和,但却坚持要把十诫中的最后七诫加入美国宪法中。换言之,「守安息日」要成为必须遵守的法律。重建主义者认为,运用政治方法来达到宗教目的是理所当然的。他们的看法与「政教分离」的原则绝不相容。


使徒保罗斩钉截铁地说:「你们不在律法之下,乃在恩典之下」(罗马书6:14)。摩西的律法若对基督徒还有约束力,我们今天仍要履行许多犹吅太吅教的宗教礼仪。其实,甚至一些「道德诫命」也不能按字义应用在基督徒身上,如:咒骂父母的,必要把他治死(出埃吅及记21:17),很显然,这条诫命今日无法适用。盖斯勒(Norman Geisler)以为,今天美国是多元文化的国家,国家法律所依据的准则应是「自然启示」,而非「特殊启示」;政吅府的本质应是「公正的」,要保障所有宗教;而教会与政吅府之间的关系则应是「合作」。


历史殷鉴──应注意的界限


两千年来的教会历史向我们清楚揭示,倘若宗教与政治结合,一定会产生许多问题。人性的腐吅败会使信仰不断遭扭曲,甚至堕落到无以复加,就如十五世纪天主教会贩卖赎罪券的情形。


今年5月9日,中国武汉发生了「世纪婚礼」事件,主办的「提摩太之家」公开宣称,借着这仪式来从事跨文化宣教,是神的旨意;他们且以为,神把「巴基斯坦」定为神儿女的「应许之地」;这方式既是神所命定的,甚至中国官方都得来保护。这事件的背后,是一种偏激的神学思想,某种程度步上了「基督教重建主义」的覆辙。基督徒千万不可不慎!


当我们强调基督信仰要影响文化,是否有一定的限界?可否运用政治手腕来达到目标?耶稣说:「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,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」(马太福音22:21),简单说来,祂的意思是:平时神会透过地上政吅权来管辖人间事物,只要这些事不与圣经的真理抵触;显然祂不希望信徒藉「宗教管道」来插手「该撒」所管理的事务。


我们可否企图在地上建立一个基督教的国度?耶稣说:「我的国不属这世界。」(约翰福音18:36)在历史上,除了以色列曾经有过约五百年的神权政治外,世上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如此立国。在一个国家中,基督徒比例可以不断提高,但绝对无法以旧约律法作为整个国家立法的基础。


九十年前的今天,五四吅运吅动方兴未艾,有识之士莫不在为华人文化寻求出路,盼能挽救自清末以来积弱的国运。这一趟「文化重建」探索之旅,走了数十年之久。1949年新中国成立,当时的政治领袖以为,标榜「马吅列主义」的新文化可以为中华民吅族带来契机,没想到一场文化大革命,将传统文化的优良习俗破坏殆尽。改革开放后,神州大陆又经历所谓「三信危机」,无数青年学子在问:中国文化重建之路在哪里?二吅十吅年前,企盼引进西方民吅主体制的学吅运,在六吅四时又遭受一次无情残酷的打击。


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,加尔文主义意图改变、重塑文化的美景,确实让许多华人基督徒感到兴奋。加尔文主义对文化使命的诠释,的确蕴含不少宝贵属灵的资源,对于文化宣教提供了圣经的根据与美好的典范。但是,我们绝对不能走上极端,以为「神治王朝」可以在神州实现,以至落入危险的政治陷阱中。


转自微时代改革宗教会,微信公众号“TheReformedChurches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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