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的开始 2017-10-20 16:07 发布 | 6439个查看 / 0个回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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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教改革究竟开启了一个怎样的时代?| 宗改五百年纪念专栏

马丽&李晋
来自:橡树文字工作室

编者按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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纪念宗改绝不等同于一味讴歌这场划时代的运动,而是在回忆中梳理经验,反思不足,以勉励当下。既然成为历史的过往,后辈所能做的是尽可能还原本相,然后带它照进现实。今天的文章从一个历史回忆的重要细节开始带入,给我们一种不同视角但是非常重要的反思。

历史记忆


宗教改革运动至今堪称西方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运动。对于新教而言,这场运动带有某种更加神圣的光环,让今天的很多敬虔人士神往。但是,基于史料的历史研究者会更加谨慎地不将它过度浪漫化。加尔文神学院历史神学教授莱尔·比尔马(Lyle Bierma)指出两点历史事实,来说明当代人对这次运动有过度理想化的描述。


首先,新教倾向于将马丁·路德的《九十五条纲要》视为这场宗教改革运动的开端。有很多艺术作品甚至戏剧化地呈现出路德是怎样在社会各阶层面前,排除阻力,用锤子把这份文件钉在威登堡(Wittenberg)天主教教堂的大门上的。


按这一叙事,罗马天主教教廷的腐败已经病入膏肓,只要有一个振臂一呼的领袖出现,一场改革就势在必行、一触即发。而路德就是时势造出的一位英雄。就这样,在大众叙述或想象中,宗教改革运动就伴随着路德一锤一锤钉《九十五条纲要》的声音诞生了。就像以下几幅名画中所刻画的,穿修士袍的路德、他脸上愤慨激动的神情、教堂大门、锤子和钉子、写满《九十五条纲要》的大海报、围观的各阶层人群和各种惊讶气氛的群众表情,都成了人们对这一事件之历史记忆的必要元素。

 

但是,比尔马教授说,从史料记载来看,很有可能这一场景并没有真正发生过。当时,路德的《九十五条纲要》只是他写给教廷一封信的附录,而且路德是用商议的温和口吻写的,他主要针对赎罪卷制度,想要与教廷商议。只是当罗马天主教收到这封信之后,他们认为路德是在挑战权威,就作出了比较强硬的回应。路德再次以书信方式沟通时,态度也更加激烈一些,如此来回几次,辩论就升级了。这就是路德《九十五条纲要》出现的历史背景。

 

比尔马教授说,至于路德是否曾将这份文件钉在天主教教堂门口,没有任何史料说明这一幕有任何人见证过,连路德自己也没有提过。唯一提及路德向教廷提出《九十五条纲要》的人,是一年后来到威腾堡的墨兰顿(Philip Melanchthon, 路德的继承者),而他本人在事件发生时并不在场。但此后很多人都引用墨兰顿来说明这场事件发生过。


此外,当时天主教教堂的建筑物一般门都比较小,贴不下很大的海报,但旁边都有一个布告栏。所以有人猜测,也许路德或他的学生曾将《九十五条纲要》贴在布告栏中,而不是用锤子钉子贴在教堂大门上的。总之,比尔马教授说,并没有确凿的史料能证明,的确发生过路德将《九十五条纲要》钉在天主教教堂门口的这一幕。即便它的确发生过(只是没有目击人留下史料来说明),也不太可能像一些画面中那样具有戏剧性。


还有学者认为,宗教改革运动可能是一次意外,是连改教家们也并没有想到会发生的。最初的改教者只是对教会生活的一些层面提出改革意见,如敬拜、圣餐、赎罪卷等。以路德为例,他并不是一开始就想要把罗马天主教信仰全盘推翻,重新建立一个教会制度。比尔马教授用“披萨饼”来作比喻:路德在《九十五条纲要》中主张的,只是把罗马天主教教会的信仰和实践中,像从一个披萨中拿掉几片那样,换上更符合圣经的内容。他并不是要把整个披萨饼都扔掉。

 

反思新教改革的影响


新教对宗教改革运动的第二个普遍认识是,这场运动对教会的影响几乎都是有益的。人们当然可以列举它的几大主张:归回圣经、五个唯独、因信称义,等等。就当时教会的偏斜来说,这些无疑都是非常宝贵的主张,是上帝复兴他教会的作为。但同时,历史过程是非常复杂的,而这场复杂的宗教改革运动也对教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。比尔马教授列举了几点:(1)教会的碎片化;(2)在一些教会生活负面矫枉过正,如公共敬拜、废除修道院制度,等;(3)新教、东正教和天主教不同传统之间的隔断。


就新教而言,宗教改革运动是宗派主义(denominationalism)之源。从复杂的历史过程来看,此后发生的一系列教义争论和教会分裂似乎是难以避免的,分离主义(separatism)愈演愈烈,也是改教家们所未料的。在很多教义争论上,连各地区的改教者也并不能达成合一的认识,他们彼此之间充满了冲突、异见和张力。


圣餐的争论分歧就是一例,路德、慈运理、加尔文甚至就此分歧到了彼此不相合的地步,继而让改革宗全局继续细分为路德宗、加尔文宗等不同支派。他们更不愿意看到发生的是,欧洲此后因不同领土的宗教归属之争,“运动”后来演化成为“革命”,进入了一轮又一轮战争。不同国土宣称归属不同的信仰(新教或天主教),也让国家权柄从此凌驾于教会权柄之上。


在新教进行改革的教会生活层面,公共敬拜是发生最剧烈变化的一方面。不仅圣像圣物崇拜被废除,连公共敬拜的形式也从多感官(弥撒)转变为单一感官、以听道为主的样式。修道院制度曾一度是培养圣职人员、差派宣教士的地方。在被废除之后,新教对神职人员的培训发展成学院方式,但到了两百多年后才能向外差派出自己的宣教士。


还有一些学者探讨新教与现代性的关系,即新教对于个人自由的强调,为现代主义(modernism,强调平等、自由、进步、宽容、多元等理念)埋下种子。《现代性的神学起源》(The Theological Origins of Modernity)一书中谈到,现代性(modernity)是人在面对自然界、人类社会和上帝之间关系的各种问题时,所寻求一种新的形而上的、神学性的答案,而这种新的神学的前提是不同于中世纪的。现代性也是人对时间和历史的一种认识。在中世纪,人对于“当下”的认识仍是嵌入末世论的时间观内的。


但自十二世纪以来,一种倾向于将过去与当代区分开来的时间观念已经萌芽。“现代”一次出现于十六世纪,当时只用于描述艺术风格。这本书将十六世纪的路德描写为“人文主义之子(a child of humanism)”,他的神学所提出的一种对上帝、人、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间关系,是与此前的神学截然不同的。


路德之后一百年,科学革命发生(1620年代),然后是十八世纪的法国大革命(1789)和启蒙运动,自此,理性、科学、反宗教权威和进步成为现代人思维的一部分。尽管不能说路德的思想打开了现代性潘多拉的盒子,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历史关联性。


《现代神学全景》(Mapping Modern Theology)一书将教会不同时期的中心问题和突破点进行对比:早期教会关注的是三一论和基督论,中世纪早期是奥古斯丁的人论,中世纪后期圣礼成为重点,宗教改革是因信称义,而到了当代,现代神学的核心问题是上帝与这个世界的关系之本质。此书作者也认为,在启蒙运动之后,新教对现代性更是敞开大门。相比之下,天主教神学反而更坚持地抵启蒙思想,一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。东正教也是更好保存早期教父神学的一支,从实践和仪式上,更坚持追溯古代传统。


回顾这一历史背景,我们今天可以反思问题是:在普世教会都有不同发展的背景下,新教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承认并拥抱东正教、天主教里的信徒作为同样认信三位一体上帝的大公教会?在新教内部,例如,持守加尔文宗教义的信徒,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接纳不同传统的弟兄姊妹?甚至在加尔文宗内部,例如,持清教主义的信徒,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接纳其他传统的改革宗肢体?


神学传承


宗教改革运动是改革宗神学的源头,但改革宗神学在随后历史舞台上,也发展出很多不同的形式,也就是一些具有细微差异的加尔文主义传统。教会史学家乔治马斯登(George Marsden)在《美国的改革宗神学》(Reformed Theology in America)一书中也提到这一点。


在美国,甚至仅在笔者居住的大溪城(二十年前被誉为“美国的耶路撒冷”,改革宗传统的发源地,多为荷兰改革宗传统),仅加尔文宗的改革宗传统,就有十几种(用宗派名称简写大概列举包括:CRC, OPC, PCA, PCUSA, RCA, PRC, NRC, URC, FRC等等)。马斯登教授在书中也提到有多过十几种的加尔文宗派。它们就像同一个家族的不同表亲一样,虽然都认信祖辈的信条(如《海德堡要理问答》、《比利时信条》和《多特信经》,被称为“三大合一标准”Three Forms of Unity),但却好像讲着不同的口音,各自带有特色。这些宗派的起源,很多也是因为一些非基要真理的细微教义争论(英文有一个表达是splitting hairs)。


加尔文大学的荣休教授腓利霍特普(Philip Holtrop)多年致力于中国基督徒学者与美国加尔文主义学者之间的交流。他本人80年代在哈佛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加尔文预定论的,也是这个题目的专家。基于多年对加尔文主义传统在中国教会中之影响力的观察,他提出一个“清教主义与新加尔文主义(Puritanism vs Neo-Calvinism)”的比较命题。为了理解这两种改革宗传统的区别,我们先需要回顾一下加尔文《基督教要义》的大体结构。

 

加尔文《基督教要义》的结构

第一卷

圣父上帝,认识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

· 认识上帝和我们自己(1-5)

· 圣经论(6-12)

· 三位一体(13)

· 创造(14-15)

· 护理(16-18)

第二卷

圣子上帝,在基督里认识上帝是救赎者

· 人的堕落(1-6)

· 律法(7-8)

· 新约和旧约的关系(10-11)

· 基督的位格(12-14)

· 基督的工作(15-17)

第三卷

圣灵上帝,我们领受基督之恩的方式

· 信心(1-2)

· 悔改(3-5)

· 基督教生活(6-10)

· 称义(11-18)

· 基督徒的自由(19)

· 祷告(20)

· 永恒拣选(21-24)

· 最后的复活(25)

第四卷

圣灵上帝,上帝采用外在方式吸引我们与基督交通并保守我们

· 真教会(1-2)

· 教会治理(3-7)

· 教会权柄(8-12)

· 起誓(13)

· 圣礼(14-19)

· 民事政府或社会中的政教关系(20)

 

清教主义主要关注的是《基督教要义》第三卷的内容,也就是个人性的敬虔和基本教义及属灵操练。因此,它对教会以外的社会制度不太关心,特别是对政府的看法是消极的。它更强调“出世”,认为这个世界是“已然”,但更加强调“未然”。它看重个人和家庭,对国家和文化持消极态度,认为这个世界是终将消逝的。


相比之下,新加尔文主义(或凯波尔主义)的视野将《基督教要义》的四卷都纳入其中,呈现出经典的“创造—堕落—救赎—成全”架构。个人敬虔和社会公义都是重要的,因它强调基督是一切领域的主。它不仅认为人是全然败坏的,也看到人仍是按上帝形象所造的个体(God’s image-bearers),而这个世界是“天父世界”。它强调“已然”过于“未然”。


霍特普教授认为,这两种传统的区别,还可以从两个代表人物的经典作品中看出来,那就是班扬(John Bunyan)和加尔文。


加尔文和班扬的神学要点比较

班扬

加尔文

代表作:《天路历程》第一部

代表作:《基督教要义》第三卷,6-10章(这一部分《基督徒的生活》被誉为“金书”)

强调:钉十字架和属灵争战(和路德相似)

强调:升天和荣耀

更侧重个人(第一部)和家庭(第二部)怎样抵挡威胁和试探;将世界视为“异乡”

更侧重社会和群体,包括教会、政府、宇宙(“新创造”)或上帝的国度;世界是“天父世界”

强调纯洁或“遵守律法”

强调敬虔或“基督的样式”

非常强调“实践内省”,以获得救恩的确据

非常强调仰望基督,而得到拣选的安慰和确据

常探讨人灵魂深处的活动

既探讨灵魂内在活动,也探讨外在处境的生活

 

霍特普教授认为,在政教关系上,中国教会的处境可能与清教主义所产生的“不从国教”历史背景有一定相似性,所以他能理解为什么清教主义会被很多中国改革宗人士接受。霍特普教授风趣地说,他年轻时也曾被一位神学教授(神学家尼布尔的弟弟)称为“第三卷的加尔文主义者(Book Three Calvinist)”。但他也希望更多人看到,改革宗传统或加尔文主义传统本身也有很多不同表现形式,而我们若要忠于这一传统,就应该更愿意看到它的全部。


在清教主义的早期,一些神学家(如被誉为“清教之父”的威廉艾莫斯William Ames)都严格继承了三一论的框架。而班杨的神学就像一个放大镜,聚焦于基督为中心的那一部分(即加尔文《要义》第三卷)。实际上,“以基督为中心”的福音派神学和以“三一论”为创造-堕落-救赎-成全框架之古典改革宗传统之间的差别,也延续了这样一种类似的差异。


结语


在宗教改革500周年时,现代的基督徒需要地不仅仅是欢庆和纪念,可能更需要批判性的传承和反思,每一个时代都自身处境对基督徒信仰生活提出的挑战,是需要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督徒面对和回应的,基督徒不需要的是一种乡愁情结,怀念和慨叹过去宗教改革的辉煌试图进行重演,或者恢复到想象中的使徒时代,相反,我们看到一种指向未来的盼望,让我们反思传承过去,努力向前,也许这就是改教的精神之一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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