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的开始 2017-11-26 15:02 发布 | 5033个查看 / 0个回复

灵修小文你在散播“恩典”,还是散播“罪疚”?——读杨腓力新著《恩典不虚传》

你在散播“恩典”,还是散播“罪疚”?——读杨腓力新著《恩典不虚传》

文道


教会不是正义精英俱乐部,当我们自以为义论断人,讲套话却没行动,自说自话却无心听,我们在付出爱的事上就失败了。病人寻求恩典,遭遇的却是羞耻和罪疚。当我们的信仰被未信者嗤之以鼻,爱心才面临考验。以爱默默服事是最好的灵性关顾。爱是“最后的护教”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美国大型教会柳溪教会的一位同工丹尼·希尔(Daniel Hill)和一位客人聊天的时候,没想到对方说:“基督徒跟你讲话的时候,把你当机器人一样,他们讲话是为了推广理念,如果你不认同,他们就不理你了。”


“我遇见的大多数人,都认为基督徒的意思就是保守、沉醉在自己的思想、反同性恋、反自由选择、愤怒、暴烈、没有逻辑、支持帝国主义,他们想要每个人都归信基督教,一般而言,不能跟与他们信仰不同的任何人和平相处。”杨腓力转述一位评论者的意见。


上帝呼召人去宣扬神的恩典,然而不知从何时起,我们所看到的迹象却是,很多人并没有觉得我们所传的是好消息,“恩典”成了教会的稀缺资源。杨腓力的新作《恩典不虚传》(《Vanishing Grace》)正是对这一现象的有力回应。“人们似乎常常把我们当作散播罪疚的人,而不是散播恩典的人。”恩典成了“消失的恩典”,杨腓力的用词颇为怅然。


书中提到,基督教调查研究机构乔治巴纳的一份调查显示,1996年,85%没有宗教信仰的美国人对基督教还抱有好感;但是13年后的2009年,只有16%的年轻人对基督教有好印象,而只有3%的人对福音派有好感。


我们在付出爱的事上失败了

 

灵修作家卢云有一次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,拜访艾滋病诊所里的病人,他问他们是否想和他聊聊。从那以后,卢云的祷告变了。他从这些性滥交、药物上瘾的人身上,听出里面因爱不满足而有的干渴。自此,他会祷告说:“上帝啊,帮助我不要看别人是敌人或不敬神的人呢,而是一群干渴的人,赐我勇气和怜悯,将活水倾倒给他们,使他们的干渴止息。”


这对于杨腓力来说是很大的提醒,当他遇见嚣张的怀疑论者嘲讽他的信仰,或者有些人的行为让他觉得被冒犯,他就用卢云的祷告提醒自己。“我求上帝让我不要太快论断,或是竖起自我防卫,让我看他们是干渴的人,也求你教导我如何以最好的方法展现你的活水。”


然而,不是所有人都像撒玛利亚妇人一样,选择尝试耶稣承诺会解渴的生命活水。罗素就是个例子,这位出名的无神论者的女儿说,她父亲“一生都在寻找上帝……在家父头脑某个角落,在他心底,在他灵魂深处,有个曾经充满上帝的空虚,但是他没有找到任何事物可以填补。”


罗素自己也说:“外面是一片黑暗,当我死去,里面也会是一片黑暗。”什么原因让这位哲学家抛弃信仰?罗素的女儿提到一个原因:“我希望能说服父亲,我已经找到他一辈子在寻找且向往的那难以形容的事物。我希望能劝服父亲,寻找上帝不一定徒劳无功。但是一点用也没有。他认识太多盲目的基督徒,苍白的说教分子,抽空生命的喜悦,迫害意见相左的人;他永远看不见这些人遮掩的真理。”


基督徒是最应该把耶稣恩典的福音分享给人的,但是许多时候却阻碍了恩典的流通,绊倒了未信的朋友。


杨腓力提到自己的一个经历,当他问人:“当我说基督徒这个词,请告诉我,你第一个想到的字是什么?”没有一个人提到“爱”。然而,耶稣最在乎的就是这个字。耶稣在最后晚餐劝勉门徒:“我怎样爱你们,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”他说如果跟随他的人能够合一相爱,世人会看出他们是基督徒,也知道耶稣是谁。


杨腓力写道:“我究竟是把我的邻舍视为可能得救的对象,或是蒙上帝所爱的人,结果将有天壤之别。”他建议,我们的爱是否真实,可以用“其他人是否喜欢跟我们在一起”来测试。因为耶稣能够吸引那些被多数宗教人士厌恶的人,而且很明显地,这些社会最底层的边缘人士喜欢跟耶稣在一起。“想想那名妓女冲进宴会现场,用昂贵的香膏膏抹耶稣;或是被邻居耻笑、迎合罗马人的税吏撒该。耶稣没有论断他们,反而是爱他们,尊重他们。”


信主后人们来到教会,但很多人在教会既没有感到群体的归属感,也没有找到自身问题的解决之道。“教会最终使人离开上帝,而不是转向上帝,令他们觉得教会乏味、八股,与世隔绝,教义不容异己。”杨腓力说,“当我们自以为义论断人,或是讲些冠冕堂皇的话,却没有付诸行动,或是单方面讲话,却没有聆听对方说什么,我们就在付出爱的事上失败——阻碍了干渴的世界品尝生命活水,让人对上帝恩典的好消息充耳不闻。”


 


消失的恩典

 

20年前,杨腓力写过一本《恩典多奇异》,里面谈到著名医生杜尼耶(Paul Tournier)的经历。杜尼耶讲到各式各样的病人来找他:一个男人潜藏对昔日罪恶的愧疚,一个女人不能忘怀十年前的堕胎。杜尼耶说,病人真正寻求的是恩典。然而在一些教会中,他们遭遇到的却是羞耻、惩罚的威吓以及受审判的感受。他们在寻找恩典,找到的却是罪疚和无恩。他在书中提供了大量实例,使他担忧基督徒在世界上散发的不是恩典。


20年后的杨腓力,藉着《恩典不虚传》,再次呼吁基督徒要活出恩典,重拾好消息。“耶稣有过人的能力,能以充满恩典的眼目看待每个人。不仅看见他们曾经的美丽,也看到他们有神圣的潜力成为什么样的人。身为跟随他的人,我们肩负同样的使命:‘所以,从此我们不再以世界的角度看人’(林后5:16,NIV)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。显然我们没有照做,因为很多人一想到信仰,想到的就是坏消息。他们认为基督徒以论断的眼目,而非恩典的眼目看待他们。所以,我们需要重拾福音的美好,而最好的起点是从自己开始。”


对杨腓力而言,上帝不是以轮回,而是以恩典权衡人类历史。我们不是宇宙中没有意义的随机产品,而是上帝精心的设计。“我发现自己把收银员与星巴克煮咖啡的员工当成是机器,而不是人对待。我收到结婚喜帖,想到要花时间买礼物,正装参加就头大。我打完高尔夫球立刻走人,而没有与球友在露台悠闲片刻。我会用迂回或直言,让别人知道我被打扰了,而且需要继续工作。在这当中,我错失了散播恩典的大好机会。”


外人常常把教会看成是某种正义精英俱乐部。杨腓力有个酒瘾的朋友,他的朋友将匿名戒酒协会当作他的替代教会。他的朋友说:“我如果上教会迟到,人们转头看我。有些人变脸,有些人自满地微笑——你看那个人没有像我一样认真。在匿名戒酒会,我如果迟到,大家会停下,赶快起来迎接我。他们知道,我对他们的急切需要,胜过了对酒精的急切需要。”教会让他充满罪疚感。


那么,教会要如何能成为恩典的“水龙头”,并且让人欢欣涌入教会呢?杨腓力总结道:“基督徒向怀疑的世界传递信仰最有力的方法就是活出满足的生命,证明耶稣的道路的确能成就最丰富、最解渴的生命。”


 


基督徒的爱就是“最后的护教”

 

当基督徒的信仰被冷漠对待,甚至厌恶、嗤之以鼻的时候,我们的爱心就面临严峻的考验。想象一下,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、英国人文主义协会副主席理查·道金斯(Richard Dawkins)站在你的面前,把所有宗教贬为“头脑的病毒”;而一群德国知识分子也嘲笑教会心胸狭隘又伪善。潘霍华在一封写给其他牧师的信中,提出如何回应这些反对教会、有文化的信仰鄙视者:“以爱默默服事是最好的灵性关顾。”


杨腓力也在法兰西斯·柯林斯(Francis Collins)博士身上看到了爱的力量,默默服事的爱如何能使鄙视我们的人解除武装。柯林斯(《境界》曾报道他的见证,为何我不怀疑上帝的语言——带领破译人类第一幅基因图的柯林斯)主持“人类基因组计划”,也积极为信仰辩护,与道金斯等无神论者交锋。在柯林斯被提名担任美国最大的科学组织“国家卫生研究院”院长的时候,因为他的基督信仰,有一位科学家指控柯林斯患了痴呆症,另一名则上诉说:“我不想要一名小丑代表美国科学。”怀疑论者嘲笑他信奉圣经。


最终,柯林斯赢得了大部分批评者的尊重。他定期访问牛津大学,经常与道金斯喝下午茶。他也经常与好战的无神论者,《上帝没什么了不起》的作者希钧斯(Christopher Hitchens)会面,希钧斯与道金斯同被称为新无神论四骑士,被誉为“当代最聪慧的新闻人之一”。当柯林斯知道希钧斯患了食道癌,他打电话过去,希望能提供帮助。他花了很多时间与希钧斯的家人讨论治疗的各种可能方法。希钧斯收到很多基督徒写来的仇视留言,其中有个人误以为他患了喉癌,为此庆幸“他用来亵渎的身体器官得到癌症……然后等他被打入地狱之火,永远被折磨燃烧,才更好玩。”希钧斯的最后一期专栏是向柯林斯致谢,形容他是“尚在人间的最伟大的美国人,也是最无私的基督徒医生”。他至少从一个基督徒身上得着了“以爱默默服侍”。


笔者非常钦佩20世纪一位重要的护教学家薛华(Francis Schaeffer)。薛华最为人熟知的,是他作为护教学家的思辩头脑。然而,他认为护教学与爱的人生是不能分割的,他把基督徒的爱描述为“最后的护教”。他的护教神学不单是说服人在理性上接受,而是要被基督的爱包围。薛华在《基督徒的印记》里,引用耶稣基督的话来解释什么是“信徒的印记”:“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,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,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,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”


他感觉基督徒常常没有把爱的美丽、基督的美丽和上帝的圣洁向世界呈现出来,世界也因此失望地走开。不论是向基督徒还是非信徒,薛华用实际的行动呈现上帝的爱,服侍未信的知识分子。虽然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,但是他所服侍的人,因着他的见证而积极正面地回应福音。


 


 我们太轻易期待上帝为我们行事

 

杨腓力在书中提到U2乐队主唱波诺的故事。他在埃塞俄比亚的孤儿院做慈善,与妻子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抱婴儿,帮助他们重拾健康,并且捐钱整修孤儿院。波诺在那里也为年纪大一点的孤儿,写一些应该吃蔬菜和要洗手的歌,唱给他们听。


波诺说,他回到爱尔兰以后,祷告变了,改用愤怒的语气:“上帝啊,你不关心非洲的那些孩子吗?他们没作什么错事,却因为艾滋病失去父母,那片大陆很快就有一千五百万没有父母的婴儿。你不关心吗?”后来他听到的答复是,去行动吧,做点事情,上帝关心这些!


一开始,他对发起全球抵抗艾滋运动没什么兴趣。但是最终他无法忽视心中确切的感受,在经济萧条的年代,波诺却有办法说服那些政客,承诺以15亿美金来对抗艾滋病。有了政府资金的保障,波诺接着展开全美巴士巡回,在教会与基督教大学演讲,因为他相信基督徒是解决这个全球性议题的关键。杨腓力说:“我们这些跟随耶稣的人,是被指定的代理人,在地上执行上帝的旨意。我们太轻易期待上帝为我们行事,但上帝希望藉着我们行事。”


正是如此,基督徒才能影响所在的国家,甚至影响一个国家的文化。社会学家斯塔克(Rodney Stark)对于初期教会有过这样的描写:他们为穷人组织救灾活动,把朋友从野蛮的抢匪手中赎回来。有些信徒自愿解放他们的奴隶。当罗马人抛弃不想要的婴儿,任凭他们暴晒或成为野兽的食物,基督徒组织了奶妈军团,让他们活命,并且由教会家庭领养。当瘟疫来临,基督徒照顾病患,包括不信的邻居,很多教会领袖也因为接触那些受照顾的人而丧命,异教徒只要看到初期症状就会遗弃他们。基督徒照顾染病的人,是罗马帝国大批民众改信基督教的主因之一。


然而,时光飞逝,向人散播恩典似乎成了失传的“技艺”。杨腓力写道:“很可悲的是,当基督徒昌盛,成为文化主流,他们与社会其他人的对比就消失了。他们抛置天路客的呼召,落地生根,加入既有制度。教会领袖也设定了一套阶级,就像政府一样,还有全套的华丽服装,以及所有权贵的行头,结果基督徒的角色逆转,不再被迫害,反而去迫害他们认为是旁门左道的人,令人扼腕。……在这过程中,他们错失福音的好消息,错失了基督受死是要拯救罪人,让我们解脱罪疚与羞耻的奴役,以上帝希望的方式,活出欣欣向荣的生命。”


而当下我们能做的就是再次拾起福音的好消息,勇敢地活出神对我们的呼召。“每个基督徒都可以是行动分子,无论全时间或部分时间。我们发出颠覆性的行动,与周遭的文化理念抗衡。当父母丢弃不想要的孩子,基督徒为他们准备家园。当科学家想办法净化基因库,基督徒领养身心有特别需求的婴儿。当政客削减照顾穷人的预算,基督徒设立游民之家与饭食供应中心,当法律将罪犯囚在铁丝网里,基督徒为他们开办活动与课程。”杨腓力写道。


祂的恩典大过我们一切的过犯,爱最终向世界见证基督信仰是真实的,向世人散播名不虚传的恩典。


(杨腓力《恩典不虚传》一书于2017年9月由校园书房出版)


 

来自《境界》,微信号newjingjie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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