风中的蒲公英 2017-07-09 09:56 发布 | 7105个查看 / 0个回复

深度思考邢福增:二百年来的香港教会

邢福增:二百年来的香港教会

邢福增
来自:基督工场

一八四二


  愈来愈相信,香港是一处很奇特的地方。她曾经是英国(United Kingdom)的殖民地,但却跟其他殖民地有不同的结局——回归母体。她现在是中国的领土,但却在“一国两制”这前所未有的构想下,成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“行政特区”。我们不能不承认,香港的故事,总是跟中国的故事纠缠不清,前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“金句”:“中国好,香港好,香港好,中国好。”虽然并不完全准确,但却道出中国与香港间的密切关系。我们在检视香港教会的历史时,“中国”也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因素。


  基督教在香港的发展,与上述的“中国”因素同样不可分割。1807年,罗伯特·马礼逊(Robert Morrison)远涉重洋来到广州,揭开了近代欧、美来华传教运动的序幕。鸦片战争后,清政府被迫打开国门,并割让香港岛予英国。香港岛既没有丰富的自然资源,英国占领时人口也不过五千多人,英国选择香港,完全是为了配合进入中国的政策。1842年改写了香港的历史,新安县边陲一隅自此变成大英帝国在远东的前哨站。


  如果香港这殖民地的存在是为了“中国”,那么基督教在香港的发展,很大程度上也不能摆脱这种“进入中国”的氛围。笔者曾指出,打从1842至1949年间,根本不存在独立意义的“香港教会”。我们必须从“华南教区”的视野及脉络来认识基督教在香港地区的发展。香港是欧、美差会进入中国或华南地区传教的踏脚石或后勤基地,并逐渐发展成为差会在华南教区下的一个基地(station)。不夸张地说,差会对香港的重视(从投放宣教资源的角度观之),肯定比不上华南其他地区。有传教士甚至认为香港不是中国,亦有传教士解释为何所属差会在香港发展会强差人意,原因是差会的既定方针是“进入中国”。直至香港沦陷前夕,香港信徒的人数,大约不会超过一万人。以当时163万人口计算,基督徒占人口比例仅0.6%而已。1



一九四九


  1949年10月,新中国成立,改写了中国的历史。这年亦是香港基督教历史发展的分水岭。


  五十年代,政局变化为在华传教运动划上句号。原来隶属于华南教区的香港教会,与国内教会的关系也无法维持,具独立意义的“香港教会”于焉形成。同时,许多原来并没有在香港开展事工的差会及传教士,也撤至香港。当他们目睹大量中国难民滞港,决定在此开展新的事工,延续其对华宣教的使命。香港教会于是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多元宗派局面。


  五十年代是香港教会的增长及跃进时代。有传教士统计,1955年香港共有188家堂会,信徒5.3万人。三年后,调查指教会增至294家,信徒人数为7.4万人,信徒的增长率为38.6%。到1962年,教会数目为344家,信徒更突破十万大关,多达11.2万。与1955年相比,信徒增加了111.7%,平均每年有15.9%的增长率。以1962年本港352万人口计算,基督徒占总人口的3.18%。五十年代基督教在香港的增长,绝对是空前绝后。


  毋庸置疑,“中国”因素对战后香港教会的增长,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除了大量宣教资源撤至香港外,因着中国解放,超过一百万的难民涌入,激化了本地社会原有的种种问题。由于基督教能够迅速回应本地社会的各种需要,不仅促成了香港教会史上的增长与跃进,更大大纾解了香港社会的危机。香港基督教在香港的教育及社会福利服务方面建立的深厚基础,便是在五十年代以后奠定的。


  五十年代同时是香港教会神学教育及文字事工的突破期。神学教育方面,从国内南下在港复校或新成立的院校(不计短期的平信徒训练学校),到五十年代末共有14家,有关数目在六十年代后更进一步增加。此外,国内的出版机构迁港,也促成了本地文字工作的蓬勃发展。香港一跃而成为华人神学教育及文字工作的重镇,其服侍的对象,扩展至东南亚以至北美各地的华人教会。2


  七十年代以后,基督教进一步参与本地社会服务,特别在教育及福利服务上,与香港政府建立了密切的“伙伴”关系,基督教成为香港社会的重要实体。3同时,教会亦紧随政府发展新市镇的步伐,积极投入植堂工作。不过,由于信徒增长未能追上人口增幅,增长率呈现放缓的趋势。



一九九七


  1997年7月1日,英国结束在香港155年的统治,香港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。其实,早于八十年代初,香港社会已经无法回避“九七”的社会事实。


  针对港人的忧虑,中央政府作出了“五十年不变”的承诺,并且在《基本法》中重申维持原有的制度。香港教会对“九七”的最大困扰,是原有的宗教自由能否维持,以及中央会否限制基督教在教育及社会服务方面的参与,藉此削减教会在公共领域的影响。我们可见,《基本法》第141条“不限制宗教信仰自由”,“宗教组织可按原有办法继续兴办宗教院校、其他学校、医院和福利机构以及提供其他社会服务”的条款,正是回应宗教界人士的恐惧。


  回归的挑战亦激发了香港教会及信徒对中国的关爱。许多宗派、堂会、机构均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中国的事工。香港基督教对中国的承担,在普世华人教会中,肯定占有极其重要的角色。


  弔诡地,回归八年,香港人发现,原来为了稳定民心的“不变”,不一定能够适切新的时代需要,某些“不变”的承诺,反倒成为死守现状、反对变革的藉口。


  对香港基督教而言,“九七”前各种的恐惧均“幸运”地没有应验,但这却不代表香港教会得以在平坦的道路上发展。香港教会更新运动于1999年公布的普查,揭示出香港教会在堂会数目增加的同时,信徒人数下滑的“负增长”警号。4此外,香港基督教一直赖以自豪的教育及福利服务提供者的角色,又因为特区政府的政策调整,而面对进退失据的困局。随着政府在社会服务及教育方面推行的改革,以及改变资助的方式,教会与政府间的张力越益明显。同时,随着中国教会的发展,我们也得检讨今后香港教会在中国事工上的位置。


  时代处境的转变,要求我们能够与时俱进。昔日教会的发展模式,曾有的贡献,并不必然地代表今后仍具效用。香港基督教拥有独特的历史背景,除了三年零八个月外(编注:指日本曾占领香港3年零8个月),我们没有经历战乱,在普世华人教会发展中,享受了不同的机遇,积累了许多的资源。我们该如何拓展神的国度?如果我们仍然沉醉于昔日的光辉岁月,而没有作全面的反省,当外在环境进一步改变时,就会好像五个愚拙的童女般,在大门关上时才赫然醒觉,便为时已晚了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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